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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位朋友的帖子：重温杨小凯后发劣势，视角很独特，转录并记下自己的感慨。
去年看过这篇文章，但当时只停留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可调和与否的认识上，认为二者有谁有先谁后、谁重谁次的关系。现再读一遍，感觉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还是同时存在且同时重要的。
在技术上、产业上无疑可以后发优势，许多制度也可以效仿，不管西方、东方的制度，都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尤其最基础的道理不以文化历史与地理而转变。但站宽广的社会发展角度，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的确有一种加剧不公平发展的因素，不遏制这种因素的话(即不顾后发劣势），就会影响传导的机制，造成负向的后果。如何遏制不公平因素，需要强调制度，权利的不可替代性，不可用经济的理由打压权利的保障。
之所以用“劣势”这个词汇是站在发展经济学角度，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其他不变(这个假设是很强的，平时背正向的发展盖住了，比如虚假GDP和数字政绩的问题)，后发国家的发展速度会慢。 是谈后发劣势的意义。
另外即使假如两者之间是tradeoff的关系，那在选择的时候，二者都要“消费”，不可以只说一个不说另外一个，除非最优点是角点解，这不现实。所以也是谈后发劣势是有意义的。比如只谈经济改革，不谈政治改革，这样的政策建议通常不会是最优的。所以，总体上我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矛盾”是词汇上的、话语上的，实质内容上的是统一的。
风雪点评：
下了杨小凯文本版的电子书，放在手机里，上下班的时候时不时翻阅。
提起杨小凯就不得不注意其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及事迹，文-革对杨的影响，使他更容易陷入性恶的潜在前提中，对大众的失望对其研究影响很深。而林的理论中，后发优势是在重视和肯定改革的成果之上建立的，相对来说，林的潜在前提应该是人性本善，更相信人们和历史的进步。
杨的视角从清朝以降，注目处是国力衰微之时、人性泯灭之时，加之经历所限使得论据并不够客观，再利用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不难想象。而林抛去大时间观，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成绩面前，林更倾向于西式的自由主义，希望自由市场可以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借内生的制度进化来完善市场，对于宪政的未来，林默认为是唯一的进化方向，在宪政的完善上，这一点二人应该是他目的统一的。诚如上面的转载中所言：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矛盾”只是词汇上的、话语上的矛盾，实质内容上是统一的。笔者要补充的一点是，分歧还产生在研究的时间背景上，杨的历史跨度更大，而林的研究更适合国情，不论如何宪政改革并不比宪政改良更具实操性，这点可以在北欧和拉美的改革中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