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环境伦理观念基础

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台–李慧利文–刘诺亚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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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怀特的说法，犹太—基督教是最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宗教，因为它“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且还坚持认为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和利用正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怀特进一步指出，“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当今的生态危机，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宗教思想，或把旧的宗教思想加以重新改造。”在努力寻求新宗教思想过程中，怀特及其他学者们认为，很多非西方的宗教传统比基督教更具可行性”。这些-传统在生态意义上具有共同特点，如提倡尊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及相信世间万物间的有机联系。就理论层面来说，这些宗教传统似乎为我们寻求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伦理提供了现成的观念基础。

杜维明指出：“人类依恋土地而又力求超越自我进人天堂的儒家观点，清楚地表明了在儒学家们的眼里，人不是人类学的概念，而是人类宇宙学的概念。”

西方学者常常忽视了儒家为统一超越性和内在性所做的努力。如黑格尔就宣称： “中国人的‘天’不是形成于地之上的独立的王国。而是刚好相反，一切都依赖于地而存在。”谢林也把儒学说成是宗教原则的绝对世俗化。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的“人世”思想与新教徒追求的“对世界理性的统治”刚好对立。借韦伯的论点，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进一步认为， “儒学道德之所以不能精确地描述这个世界，原因正是它不能超越其世俗的思想。而新教道德则刚好相反，因为它有超验的上帝和灵魂拯救的思想。”按照韦伯和帕森斯的观点，是新教徒道德的超验性思想，奠定了导致对现代化追求的基础；而儒学对传统的神圣化则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工业和科学在中国的进步。

由于黑格尔、谢林、韦伯及帕森斯不能把握天人之间的非对立关系，他们也就不能理解儒家道德的核心在于，转变世界的道德努力由内部的转换开始。更具体地说，在儒家道德学说中，“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区别。实际上“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两者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永恒的转化的过程之中。这样说来，在追求社会完善过程中的技术与儒家社会考虑的“自然”并没有冲突的地方。事实上，儒家对圣人大禹在改道河流战胜洪水中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已经做出了刻意的肯定和赞扬。

据N．乔多罗(NancyChodorow)的观点，大多数处于依赖性的婴幼儿状态的人对母亲有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D．金尼尔泰(DorothyDinnerstein)认为，把自然女性化的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人类在婴幼儿时期无法将母亲与自然区分开来这一事实。在乔多罗和金尼尔泰观点的基础上，E•D．格雷(ElizabethDodson Gray)进一步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征服需求以及将自然女性化，正是在性别角色发展过程中性别产生了分化的结果。具体说来，女婴对母亲性别的继承使得与母亲融为一体的感觉得以保留和延续，而男婴性别的发展却产生了对母亲的依赖性和附属性的排斥和否定。格雷认为，男人对母亲的依赖性的矛盾情结，在心理和性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他与女性以及任何可以看作女性的事物(如自然)之间的关系。父权制文化把妻子的角色规定为顺从和卑贱者，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男人摆脱与母亲及广义上的女性之间的依赖性。在格雷看来，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男人在心理上，从对看似强大而又变幻莫测的“母性自然”的无法忍受的依赖性，到对一位既顺从又有安全感的妻子心安理得的依赖性的转变。

C．麦钱特(CarolynMerchant)断言：“古人把自然看作孕育的母性，而使得女性的历史与环境的历史和生态的变迁联系起来。早期的自然没有遭到毁坏正是因为那时的人们具有这一认同感。”但麦钱特提醒我们，自然有时也像一个不正常的女性。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她就呼唤着人类去征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