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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界对奥巴马的最新看法：不会太“左”
美国总统无论党派，或多或少都搞干预经济，自胜选以来，美国内外不少市场人士的确担心奥巴马太“左”。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他在芝加哥的人脉关系。奥巴马在芝大法律学院任教十二年，非常着意把学术研究结果用在制订政策方面；该校学术气氛（有说是「学究气氛」）浓郁，比哈佛、耶鲁尤甚，奥巴马久处其中，很难不受影响。芝大是自由经济学派大本营，他和不少该校经济系、商学院的教授相熟。
商学院的 A. Goolsbee 是他竞选团队的首席经济顾问，有论者指 Goolsbee 是“佛利民阵营中最左的一个，因为他承认，在美式自由经济之下，贫富悬殊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奥巴马的另一顾问、亲信Valerie Jarrett，也是芝加哥名人，其父亦是芝大教授，她自己则是一个地产商，零零至零七年期间，更出任芝加哥股票交易所主席，有报道说她很可能是第一批奥巴马委任的幕僚之一。
尽管奥巴马有不少蓝领支持，但主要不是来自以制造业为主的劳联•工联（AFL-CIO），而是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二大工会（SEIU和Teamsters），此二工会受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远较制造业小，故奥巴马可支持自由贸易而不必太担心选票及捐款流失。
再看奥巴马的入息税提议。今年八月十四日，Goolsbee撰文指出，奥巴马的入息税提议绝非民主党“tax-and-spend”哲学指导的那种，不但可说比麦凯恩更审慎，若计算全国纳税人的税担，其实和里根当年的差不多，约为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八点二。奥巴马的减税优惠对所有年薪二十五万美元以下的家庭都有效，亦即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都会少缴税；七个边际税率只有最高的两个要增加，但亦只不过回归克林顿时期水平，仍远低于欧洲或加拿大。与麦凯恩的提议相比，更多中下家庭得益，尤以作为经济支柱的中产阶级省税最多。
Integrity Funds的投资组合经理Robert Loest认为，奥巴马执政期间清洁能源公司有望得到提振，其中包括太阳能、地热和风能企业。他表示，可替代能源行业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就已得到发展，奥巴马也曾经表示希望这一领域继续壮大。例如在政府7,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就包括向安装太阳能系统的个人和企业提供税额；奥巴马可能会鼓励推出更多类似政策来发展清洁能源。
基础设施是另一个可能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得到扶持的行业。Loes指出，奥巴马曾多次谈到成立一个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的想法；高盛集团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按照当前的支出情况计算，美国需要900年的时间才能将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充分替换，因此这一事业显然是严重资金不足的；基础设施改造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特别是在东海岸一些历史比较久远的城市。Loest称，投资者应着眼于整个基础设施类股，并重点关注与水资源相关股票，因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基础设施支出计划都将集中在水和水处理方面。
Citi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首席投资策略师Edward Kerschner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以下行业可能在新政府领导下得到实惠：可再生能源公司（政府提高补贴力度）；低端零售商（奥巴马可能对低收入消费者实行减税政策）；仿制药制造商（有助于政府在常规医疗保障体系方面节约资金）。
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可能在奥巴马上台后遭到打击，市场盛传奥巴马会建议提高公司税和削减国防支出等一系列措施。Arrow Funds首席投资长Bill Flaig预计，两个行业将首当其冲：大型军火承包商和石油巨头。他表示，当前股市下挫也许只是部分投资者的条件反射而已，但有关奥巴马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军的预期或许会伤害到波音公司和Northrop Grumman (NOC)等企业。大型能源公司也可能遭遇抛售，因为民主党曾讨论征收暴利税。Loest还建议投资者避开多数医疗和保健类股，因为随着保险监管规定发生调整（包括对药物监管规定的调整），这些股票可能受到冲击。
但Loest补充说，在巨大的医疗保健系统下仍然有机会存在。他建议投资者关注医疗用品和设备制造商类股，比如生产一次性产品和临床检验用具的制造商等等。考虑到美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这类公司无论保险监管政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能盈利；而且，华尔街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类公司的价值。Citi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的Kerschner估计，奥巴马执政后以下行业会面临考验：经纪和资产管理公司（资本利得税提高）；烟草行业(联邦特许权税增加）；管理式医疗（政府加大干预）；高端零售商（提高对富有消费者的征税幅度）以及高股息的公用事业公司（对股息提高征税）。Loest还警告称，一些重要行业，如金融、房地产和非消费必需品已经在信贷和住房危机中遭遇巨大冲击，美国总统和国会也无法给它们提供太大的帮助；这些领域可能会继续恶化。
《经济学人》曾发表一项调查，对象是ＮＢＥＲ（美国经济研究局，全美最大最具威望的经济研究中心）六百八十多名研究员，询问他们支持哪一位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结果三分二支持奥巴马，支持麦凯恩则占三分一还不到。美国经济学者未必都是百分之百佛利民主义信徒，但大都是自由派，而ＮＢＥＲ的研究员，每个都很有份量，故这个调查结果，大概可以说明奥巴马经济政策“左极有限”。
首提“适度宽松”，降息或随即而至。
与十年前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情况相似，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在昨晚正式改变。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我国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分析员注意到，自今年7月27日央行网站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声明中首度讳言“从紧”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已经历四个月“灵活审慎”过渡期。此次决策层的明确表态，可谓最终宣告了货币政策的全面转身。而另有一位知情人士解读，此次决策层正式为货币政策定调也意味着有关各方都已经对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达成了共识。
可查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27日，央行网站曾公布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次例会声明，将货币政策取向表述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金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
随后，这一基调就一直没有更改过。甚至在8日举行于巴西圣保罗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周小川也仅仅表态称，央行正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以确定下一步利率调整政策。但从今天开始，货币政策的基调彻底改变了，也彻底地明确了。这意味着今后央行将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保增长”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这一提法或是首次出现。根据公开资料，早在1999年，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央行也曾为货币政策“松绑”，但其时的提法是：将“适度从紧”这一使用了四年多的口号改为“适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也许就在这几天，央行还要降息。”分析师旗帜鲜明地指出，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的改变也许会让央行更快地采取下一步动作。根据预测，央行年内还将降息27-72个基点；就准备金率而言，则有150-250个基点的下调空间。“降息或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11月极有可能还会有所动作。”
中国定调金融新秩序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及建立金融新秩序的努力，既不为天下先亦不后于天下，虽不当主导仍可当要角。转折时期必充满新机遇，中国须乘流而进抢占先机，力争在多元化的金融新秩序中，有中国的一元。
中央领导最近就中国的基本立场作了一些重要表态。十月下旬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指出，将以对中国人民及各国人民负责态度，同国际社会合作，共保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其后在第七届亚欧会议上，胡主席又指出，办好中国的事就是对全球作出贡献。温家宝总理则陈述了更具体的观点，重点如下：
一、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是当务之急，目前也是有利时机。
二、发达国应承担责任和义务，尤其要尽力减少发展中国家所受损害。
三、要总结好危机教训，正确处理储蓄与消费、虚拟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监管等的关系。
四、建立金融新秩序要依循三个方针：
①完善国际金融组织及强化其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知情、话语及规则制定等“三权”。
②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的监管。
③加快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以便维持体系的持久稳定。
以上的确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性原则，反映了既审慎又积极的态度，为日后具体决策定下了路向，其中还可得见三项启示：
首先，自保为先，量力救世。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看自保为先乃必然者，按此原则，资源务必优先用于保障稳定，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后，当有剩余时才可量力而为地参与支援他国。这既利己也利人，因为：一、以中国如此大国，能自保而不用别人救助，便可留出大量的国际资源用于援助他国。二、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能维持稳定发展，便足可带动一批国际产业（如资源出口）及一些国家（尤其周边）的发展，减低了世界经济衰退及资源跌价的幅度。在风暴过后，中国的发展还可加快全球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能力也须有客观而平衡的剖析。一方面中国仍是个人均收入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本身问题不少，并无很大力量去救人。另方面，中国至今仍顶住了危机的冲击，令其实力派形象更为凸显，试看“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经济都似风雨飘摇，俄国银行体系还几乎崩溃。何况中国的近二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乃全球最多，因此既可由办好自己的事情而间接助人，又有能力可直接出手助人，如最近便借了250 亿美元给俄国。但这种能力必须循下面两项指引来用好，使能最有利于本国及世界人民。
第二，是大力维权，促进公平。尽力维护本国合理合法权益，乃天经地义之事。在参与任何国际合作中，都要首先考虑国民利益，也正因此胡主席在谈话中，把向中国人民负责放在首位。执政为民的国策，在涉及对外交往时最基本的大原则，便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然而除此外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维权是为了求取公平，也必须建基于公平，而这又是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基础。目前世界政经秩序中最基本的不公平，便是由发达国特别是欧美主宰一切，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等长期处于次级地位。正如索罗斯所说，世界以欧美等为中心，新兴经济则在周边，许多规则都是为了保护中心利益而忽略周边的，因此IMF 在援救新兴经济时实行“华盛顿共识”的严苛政策，但美国却可例外。显然，中国必须与其他新兴经济一道，在维权中推动更公平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建设。
由此看来，温总讲话言简意赅而话中有话。在大方向上温总要求发达国尽责任，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损失。这十分合理，也正如索罗斯所说：危机是美国搞出来的，故有责任救新兴经济。在较具体层次上，温总指出：一、发展中国家要争“三权”，意即要打破欧美主宰一切的格局。二、国际机构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的监管，意指如IMF 等不能对发达国及发展中国家搞双重标准，特别是不能让美国搞例外主义。三、加快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亦即要打破美元独大的格局。在这点上中国与欧洲立场接近可成“盟友”，合力推动有关事宜。依上述三个方针建立新秩序，既可提高其公平度及合理性，也将对中国及新兴经济有利。
最后是积极参与，把握机遇。以前述原则为指引，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及建立金融新秩序的努力，既不为天下先亦不后于天下，虽不当主导仍可当要角。危机把历史带到了新旧秩序交替的转折点，又是权力重洗牌群雄逐鹿之时。在此际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否则将自遗于历史大潮之外而难保权益；何况转折时期必充满新机遇，中国须乘流而进抢占先机，力争在多元化的金融新秩序中，有中国的一元。这样的策略，乃最根本的对中国人民负责及贡献世界之道。
